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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谈:中国汉字各种书法体简介
发布日期:[2011-1-26 16:30:0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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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骨文
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,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。刻在甲骨上,先用于卜辞(殷代人用龟甲、兽骨占卜。占卜后把占卜时期、占卜者的名字、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,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。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),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,盛于殷商。甲骨文发现于1889年,是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时的记录,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一带,距今已 3000多年。甲骨文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,其笔法已有粗细、轻重、疾徐的变化,下笔轻而疾,行笔粗而重,收笔快而捷,具有一定的节奏感。笔画转折处方圆皆有,方者动峭,圆者柔润。其线条比陶文更为和谐流畅,为中国书法特有的线的艺术奠定了基调和韵律。甲骨文结体长方,奠定汉字的字型。甲骨文的结体随体异形,任其自然。其章法大小不一,方圆多异,长扁随形,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。后人所谓参差错落、穿插避让、朝揖呼应、天覆地载等汉字书写原则,在甲骨文上已经大体具备。
 
金文
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。商、西周、春秋、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。兴盛于周代。金文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丰碑。依附于青铜器,铸鼎意在“使民知神奸”故是一种宗教祭祀的礼器。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,器文,古金文。和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线条较之于甲骨文更为粗壮有力,文字的象形意味也更为浓重,最早的金文见于商代中期出土的青铜器上, 资料虽不多,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。周代是金文的黄金时代,出土铭文最多。
此时期主要作品有:《利簋》《天亡簋》《大盂鼎》《墙盘》《散氏盘》《虢季子白盘》。尤以《司母戊鼎》《散氏盘》《毛公鼎》最为著名,艺术成就也最高。
 
石刻文
石刻文产生于周代,兴盛于秦代。东周时期秦国刻石文字。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,各 刻四言诗一首,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,故又称猎碣。传说中的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时的《嵝碑》,刻诗文体格调与《诗经》大小雅相近。字体近于《说文解字》所载籀文,历来对其书法评价甚高 。主要作品有:《石鼓文》《绎山石刻》《泰山石刻》《琅琊石刻》《会稽石刻》等。
 
简帛墨迹
书法艺术最重真迹,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,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。古代的简册,以竹质为主,编简的绳用牛筋、丝线、麻绳。考古发现最早的简帛墨迹,有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,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盟书(盟书即写于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),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。中国书法经甲骨文、金文,至春秋战国时期,由于诸侯割据,因此殷商以来的文字,在诸侯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,这一时期,书法的形态和技巧亦呈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如北方的晋国的'蝌蚪文',吴、越、楚、蔡等国的'鸟书',笔画多加曲折和拖长尾。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已不似西周金文那种浓厚的形态,替之以修长的体态,显示出一种圆润秀美,如《攻吴王夫差鉴》。这时期留存的大量墨迹,为简、帛、盟书等。
 
契文
甲骨文之别称。契通栔,因以契刀刻于龟甲、兽骨上,故名。清代孙诒让著有〈契文举例〉二卷,为考释甲骨文之始。
 
刻符
秦代一种有特殊用途的篆书体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:“秦书有八体,三曰刻符。用于符信。”段玉裁注:“《魏书·江式表》符下有书字符者,周制六节之一,汉制竹,长六寸,分而相合。”这类篆体专刻于符节上,因系用刀刻在金属上,不能婉转如意,故笔画近于平直,形体近于方正,如现存阳陵虎符上的文字。
 
大篆
大篆是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,相传为益所创。针对不同的书写媒介,大篆亦有金文(或称“钟鼎文”)、籀文之别。
金文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,金文也叫钟鼎文。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,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,乐器以钟为代表,“钟鼎”是青铜器的代名词。所以,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。
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、赐命、诏书、征战、围猎、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,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。金文字体整齐遒丽,古朴厚重,和甲骨文相比,脱去板滞,变化多样,更加丰富了。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。这些文字,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,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,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(前116)。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。宋代文人欧阳修、赵明诚都善书,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。
周宣王时铸成的《毛公鼎》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,其铭文共32行,497字,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。《毛公鼎》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,瘦劲流畅,布局不驰不急,行止得当,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。此外,《大盂鼎》铭、《散氏盘》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。
籀文是古代秦国使用的文字,是小篆的前身,由于在春秋时秦人作的《史籀篇》中收藏有223个字,因此叫籀文,据说“籀”的意思是“诵读”。唐朝时出土的“石鼓文”据考证是秦襄公时所刻,和《史籀篇》中文字相同,是籀文的代。
 
小篆
秦权上刻制的小篆,据说是李斯书写的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推行“书同文,车同轨”,统一度量衡的政策,由宰相李斯负责,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,进行简化,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,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。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,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。但由于其字体优美,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。又因为其笔画复杂,形式奇古,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,印章刻制上,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,一直采用篆书,直到封建王朝覆灭,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。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。
 
鸟虫书
亦称“虫书”。篆书中的花体。春秋战国时就有这种字体,大都铸或刻在兵器和钟镈上。往往用动物的雏形组成笔画,似书似画,饶有情趣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记秦书八体,“四曰虫书”;新莽六书,“六曰鸟虫书,所以书幡信也”。段玉裁注:“幡,当作幡,书幡,谓书旗帜;书信,谓书符节。”说明此类书体多用于旗帜和符信,在汉印中也不乏鸟虫书入印的实例。
署书
亦称“榜书”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称:秦书有八体,“六曰署书”。清代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载:“检者,书署也,凡一切封检题字,皆曰署,题榜曰署。”
 
石鼓文
石鼓文比金文规范、严正,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,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。传说在石鼓文之前,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,著有大篆十五篇,故大篆又称“籀文”。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,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。
石鼓文,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,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。无具体年月,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《石鼓歌》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。宋人欧阳修的《石鼓跋尾》虽设了三个疑点,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。宋人郑樵《通志略》则认为《石鼓》系先秦之物,作于惠文王之后,始皇之前。近人罗振玉《石鼓文考释》和马叙伦《石鼓文疏记》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,与韦、韩说法出入不大,只相差十七年。据郭沫若考证,《石鼓》作于秦襄公八年,距宣王更近。所不同者,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。
《石鼓》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(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),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。五代战乱,石鼓散于民间,至宋代几经周折,终又收齐,放置于凤翔学府。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,尤其喜欢《石鼓》,于大观二年(公元1108年),将其迁到忭京国学,用金符字嵌起来。后因宋金战争,复迁《石鼓》于临安(今杭州),金兵进入汴京后,见到石鼓以为是“奇物”,将其运回燕京(今北京)。此后,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。抗日战争爆发,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,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,将石鼓迁到江南,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,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。清乾隆五十五年(1790年),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,曾令人仿刻了十鼓,放置于辟雍(大学)。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。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。
石鼓共十只,高二尺,直径一尺多,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(实为碣状),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,故又称它为《猎碣》。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。目前其字已多有磨灭,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。其书传为史籀手笔,体态堂皇大度、圆活奔放,气质雄浑,刚柔相济,古茂遒朴而有逸气。横平竖直,严谨而工整,善用中锋,笔划粗细基本一致,有的结体对称平正,有的字则参差错落,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。在章法布局上,虽字字独立,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、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,在古文字书法中,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。康有为称其“如金钿委地,芝草团云,不烦整我,自有奇采。”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,学《石鼓文》可上追大篆,下学小篆,百无一失。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,无不临习。杨沂孙、吴大澄、吴昌硕、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。
石鼓文的拓本,唐代就有,但没有流传下来。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,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。此外,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《先锋》、《中权》、《后劲》三种,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。然原拓己失,现只能见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。安国所藏的宋拓本《先锋》本,旧商务印书馆、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,收在郭沫若所著《石鼓文研究》一书中。上海艺苑真赏社、日本鳹堂有《中权》本影印本。中华书局、日本二玄社出版的《书迹名品丛刊》中,有《后劲》本影印本。上海书画出版社《书法》1984年第三期,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。
石鼓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为书家第一法则,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。
 
玉筋篆
亦称“玉箸篆”。篆书的一种。其书写笔道,圆润温厚,形如玉筋(筷子),故名。始于秦代,唐代齐已《谢昙城大师玉筋篆书》诗称:“玉筋真文久不兴,李斯传到李阳冰。”后人论书,将用笔圆浑遒劲的其他字体亦称为“玉筋”。如明代王世贞评论颜真卿书:“《家庙》、《茅山碑》正书中玉筋笔者。”
 
隶书
亦称“佐书”、“吏书”。字体名。形体扁平方折,便于书写。始于秦代,通用于汉魏。唐代张怀瓘《书断》引东汉蔡邕《圣皇篇》:“程邈删古立隶文。”晋代卫恒《四体书势》:“秦既用篆,奏事繁多,篆字难成,即令隶人(胥吏)佐书,曰隶字。”程邈将当时这种书写体加以搜集整理,后世遂有程邈创隶书之说。秦隶出于秦篆,字形构造仍有较多的篆书形迹,后在汉代通用中不断发展完善,成为笔势、结构与秦篆完全不同的字体。隶书的出现,冲破六书的造字原则,奠定楷书基础,标志汉字演进史和书法史上的转折。魏晋时曾混称楷书为隶书,因别称有波磔的隶书为“八分”。湖北云梦出土的《秦律简》和汉《五凤元年十二月简》,即是秦汉手写隶书的代表作。
 
草篆
书体名。飞白的别称。东汉蔡邕称:“何草篆之足冥,而斯文之未宣。”《金石林·绪论》:“一曰飞白,篆貌隶骨,杂用古今之法,勉作草篆,为器所使,自我作之,不得不然也。”指以草书笔法书写的篆字。《书史会要》称:“(赵)宦光笃意仓史文学,创作草篆,盖《天玺碑》而小变焉,繇其人品已超,书亦不蹑遗迹。”傅山等都擅长草篆书。
 
科斗文
亦称“科斗书”、“科斗篆”。篆字(包括古,籀)手写体的俗称。因以笔蘸墨或漆作书,笔道起笔处粗,收笔处细,状如蝌蚪,故名。此名初见于汉末,卢植上书称“古文科斗,近于为实”。郑康成〈尚书赞〉称:“书初出屋壁,皆周时象形文字,今所谓科斗书。”元代吾丘衍论证科斗书形体的形成是:“上古无笔墨,以竹挺点漆书竹上,竹硬漆腻,画不能行,故头粗尾细,似其形耳。”
 
缪篆
汉代摹制印章用的一种篆书体。王莽六书之一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记新莽六书称:“五曰缪篆,所以摹印也。”形体平方匀整,饶有隶意,而笔势由小篆的圆匀婉转演变为屈曲缠绕。具绸缪之义,故名。清代桂馥《缪篆分韵》则将汉魏印采用的多体篆文统称为“缪篆”。亦称“摹印篆”。
 
楷书
楷书有两个问题难以定位:一是其名称与正书、隶书、今隶、八分书、章程书混淆而难分;二是其起源定于何时众说纷纭。一般而言楷书的标准在于方正端齐,有别于长纵形的小篆书和横扁形的隶书,有勾起而无波挑。笔画转折处不用转而用折等。另外,行书的行式,甲骨、钟鼎中不固定,左右行不拘。自秦以后,一律从右至左,无不例外。孙过庭《书谱》中说:'真以点画为形质,使转为情性。'可说是一种概括。
自秦汉之际产生笔画至三国楷书成型,两晋南北朝是楷书发展的勃兴时期,王羲之楷书为其代表之一。以魏楷为代表,北朝书法的勃兴是楷书兴旺的标志。其质朴雄强的艺术风格,与南方的秀丽典雅,双峰对峙。楷书鼎盛期在盛唐,书家辈出,风格多样,蔚为大观,以'唐楷'称之。初唐楷书承隋楷风格之变;各书家各显其个性体貌,中唐颜真卿以雄风创新;晚唐柳公权以'柳骨'相媲美于'颜筋',凡此三变,形成唐楷之大貌。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是楷书式微期。书家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,都未能突破晋唐楷书已有的格局。楷书式微的另一些原因还有:印刷文化的兴起,楷书的审美表现性和抒情性均不及行草书。
 
草书
字体名。别称“藁书”。广义指不论时代、字体、凡写法潦草者;狭义专指笔画连绵、书写便捷的字体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称“汉兴有草书”。汉初通行的手写体是草隶(即草率的隶书)。后逐渐发展成“章草”。至汉末,相传张芝脱去“章草”中蕴有隶书波磔的笔画和字字不相联缀的形迹,成为编旁相互假借,笔画连绵便捷的“今草”,即后世所称的草书。至东晋王羲之而臻于完善。唐代中期张旭、怀素将“今草”写得更为放纵奇诡,笔走龙蛇,被称为“狂草”,以别于“今草”。
 
狂草
亦称“大草”。草书中最放纵的一种。摆脱东晋王羲之一路草书温文尔雅风格,笔势连绵奔突,字形变化多端,极龙飞蛇舞之致。得名于唐代张旭、怀素。传世的张旭《古诗四帖》及怀素《自叙帖》即为代表。
 
行书
亦称“行押书”。书体名。相传为汉末刘德升所创。行书一般在楷书形体的基础上,作流畅便捷的书写,既不象草书纵放难辨,又较楷书生动简便,是社会上广泛使用的手写书体。书写行书湏行笔而不停,著纸而不刻,轻转而重按,如水流云行,无少间断,永存乎生意也。南宋姜夔认为行书“以笔老为贵,少有误失,亦可晖映。所贵浓纤间出,血脉相连,筋骨老健,风神洒落,姿态俱全。”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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